*本文受到2013年復旦大學新進校青年教師科研啟動資助項目“商周金文字詞考釋”（批准號JJH3148005）的資助。

[1]謝明文：《談談金文中宋人所謂“觶”的自名》，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4年12月25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406。

[2]參看姚孝遂主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中華書局，1989年1月，第1065-1066頁。董蓮池：《新金文編》上冊，作家出版社，2011年10月，第642頁。

[3]參看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中華書局，1996年，第2760號，第2743-2747頁。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香港中文大學，1975年，第677號，第3344-3353頁。

[4]魯侯爵（《集成》09096）“ ”，一般認爲是自名（也有研究者認爲爵銘中的“ ”才是自名），有不少研究者釋作“爵”。此字頭部與“爵”有別，應非“爵”字，有研究者或認爲是“觴”字初文，這有可能是正確的。

[5]“ ”，舊皆釋作“一月”，我們認爲從該銘全篇佈局以及月字頂端筆劃來看，似宜看作“二月”合文。

[6]此字一般釋作“豕”，有個別研究者釋作“方”。從拓本看，雖似“方”字，但是從下引《故宮西周金文錄》所錄銘文照片來看，應是“豕”字。

[7]参看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香港中文大學，1975年，第3349頁。

[8]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中華書局，1986年，第141頁。

[9]張世超等著《金文形義通解》，中文出版社，1996年3月，第1289頁0823號、第3573頁。

[10]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41頁。

[11]張桂光主編：《商周金文摹釋總集》第2冊，中華書局，2010年，第418頁。

[12]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中華書局，1985年7月，第356頁。

[13]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青銅器銘文拓本選編》釋文部分，文物出版社，1985年10月，第5頁。

[14]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中華書局，2004年4月，第90頁。

[15]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3冊，文物出版社，1988年4月，第91頁。

[16]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華書局，2001年，第48頁。

[17]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2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356頁。

[18]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故宮西周金文錄》，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年7月，第208頁。

[19]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2冊，中華書局，2007年，第1445頁。

[20]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綫裝書局，2008年，第334頁。

[21]季旭昇：《說文新證》，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第445頁。

[22]董蓮池：《新金文編》上冊，第642頁。

[23]李零：《讀〈楚系簡帛文字編〉》，《出土文獻研究》第五集，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155頁第216條。

[24]何景成：《論包山簡的“會歡之觴”——兼說“爵”的形制》，《古文字學論稿》，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第385頁。

[25]周忠兵：《遹簋銘文中的“爵”字補釋》，《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紀念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1頁。

[26]董蓮池：《新金文編》上冊，第154-155頁。

[27]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故宮西周金文錄》，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年7月，第29頁。

[28]吳鎮烽：《晉公盤與晉公銘文對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4年6月22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297。

[2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河口墓地聯合考古隊：《山西翼城縣大河口西周墓地》，《考古》2011年第7期第12頁。

[30]劉樹滿：《霸國、倗國青銅器整理與研究》，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張懋鎔），2013年5月，第20頁。李寶軍：《西周早期的召公家族世系—以青銅器銘文爲中心的考察》，《洛陽考古》2013年第3期第65頁。

[31]馮時：《霸國考》，《西周封國論衡：陝西韓城出土芮國文物暨周代封國考古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0月，第386頁。

[3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首都博物館編：《呦呦鹿鳴：燕國公主眼裏的霸國》，科學出版社，2014年7月，第62-63頁。

[33]參看網友空谷听风日誌《首都博物馆“千古探秘--考古与发现”展(三) 》，2009年9月23日。http://wzqwang263net.blog.163.com/blog/static/55027902200982311412499/。

[34]以上參看張世超等著：《金文形義通解》，中文出版社，1996年3月，第597-598頁。

[35]參看李學勤：《青銅器中的簠與鋪》，《中國古代文明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11月，第76-81頁。

[36]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2月，第298頁。

[37]陳劍：《青銅器自名代稱、連稱研究》，《中國文字研究》第一輯，第348頁。

[38]參看趙平安：《從語源學的角度看東周時期鼎的一類別名》，《金文釋讀與文明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4-132頁。

[39]轉引自鵬宇：《清華簡〈封許之命〉“薦彝”與商周觶形器再探討》（清華簡與儒家經典專題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第222-227頁，煙臺，2014年12月）。下引整理者說皆轉引自此文，不再出注。

[40]陳劍：《釋上博竹書和春秋金文的“羹”字異體》，2007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2007年11月10-11日；又發表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8年1月6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95。收入同作者《戰國竹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2月，第231-260頁。

[41]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第134頁注3。郭永秉：《釋上博藏西周寓鼎銘文中的“羹”字——兼爲春秋金文、戰國楚簡中的“羹”字祛疑》，《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22頁。

[42]施謝捷：《首陽齋藏子犯鬲銘補釋》，《中國古代青銅器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海麗佳製版印刷有限公司，2010年11月，第283-290頁。

[43]董蓮池：《新金文編》上冊，第197-198頁。

[44]李家浩：《讀〈郭店楚墓竹簡〉瑣議》，《中國哲學》第二十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劉釗：《談新公佈的牛距骨刻辭》，《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第7期。謝明文：《說腹、飽》（未刊稿）。

[45]研究者一般認爲青銅簠始出現在西周中後期，但從目前的資料看，此說有待修正。故宮博物館曾收藏一件青銅簠，研究者認爲應屬於西周早期（故宮博物院編：《故宮青銅器》，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第142頁；杜廼松：《青銅器概論——故宮博物院文物珍品青銅器導言》，《文物春秋》2008年第5期第6-7頁）。另2013年石鼓山M4的南邊壁龕K8中，出土了兩件青銅簠，亦是西周早期器（上海博物館編：《周野鹿鳴：寶雞石鼓山西周貴族墓出土青銅器》，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12-115頁）。因此簡文的指簠類器，從時代方面看並不奇怪。如果我們關於簡文 的意見可信，這可說明《封許之命》確有較早的來源。

[46]謝明文：《談談金文中宋人所謂“觶”的自名》，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4年12月25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406。

[47]鵬宇：《清華簡〈封許之命〉“薦彝”與商周觶形器再探討》，清華簡與儒家經典專題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第222-227頁，煙臺，2014年12月。

[48]參看李家浩：《談古代的酒器》，《古文字研究》第24輯，中華書局，2002年，第454-458頁。徐在國：《蒍子矰壺銘文解釋》《中國文字研究》第19輯，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年2月，第20-23頁。

[49]參看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冊），第224頁。

[50]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冊），第251頁。

[51]葉家山西周墓地M27出土了一件西周早期的作寶瓚鑵（關於該銘的釋讀，參看拙文《談談金文中宋人所謂“觶”的自名》），出土時鑵內附斗（《文物》2011年11期第25頁，《隨州葉家山—西周早期曾國墓地》第199頁）。簡文“”疑讀爲“瓚（？）勺”，是指與“雚（鑵）”、“鉦（）”相配的長柄斗、勺一類的器物。此外，M27中與作寶瓚鑵同出者亦有銅爵（《文物》2011年11期第8頁），這與簡文“雚（鑵）”、“鉦（）”同賜可合觀。

[52]“鑵”是宋人所謂觶這類青銅器在西周當時的專稱，東周禮書中的“觶”與它是否指同類器物我們持懷疑態度（參看拙文《談談金文中宋人所謂“觶”的自名》）。而“觶”、“觛”皆與“”音近，不知它們是否有關，這有待進一步研究。

[53]據考古發現，青銅爵自西周中期以後逐漸消失，因此研究者或認爲先秦文獻中的爵與青銅爵所指並不是同一類器物（參看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冊），第157頁）。